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５９９—６４９年），即唐太宗，唐朝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唐朝第二代皇帝，唐高祖李淵次子，西元６２６—６４９年在位，共２３年。 因功遭嫉，引發“玄武門之變”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５９９）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在武功的一座李氏“別館”之中。李世民自幼聰明敏捷，膽識過人。作為世代顯赫的將門之後，他從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習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騎射征戰和文韜武略。因此，青年時代的李世民就練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藝。李世民不但喜愛騎射，還喜歡瀏覽兵書戰策，少時就熟讀了《孫子兵法》，並且能夠用孫子之言與父親李淵講論用兵布陣的策略，深得父親的喜愛。 在青少年時代，李世民和全家隨著父親職務的不斷調動，過著遷徙不定的生活，了解了大量的社會現實情況，見多識廣，眼界開闊，逐漸形成了他意志倔強、豪放剛烈的性格特點，養成了愛動腦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習慣，遇事頭腦冷靜、處置果斷。這些性格和習慣，使青年時代的李世民就開始顯露了出眾的才華。 唐王朝建立後，擺在李氏父子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削平群雄統一全國，鞏固李唐政權。但是，李淵稱帝後不便再親自挂帥出征，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協助父皇處理各項政務。因此，指揮和領導統一戰爭的重任就自然的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 當時，國內尚有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等強大的軍閥勢力和農民軍勢力，統一的任務是非常艱巨的。面對如此艱巨的任務，年僅２２歲的李世民毅然挑起了這副重擔，統帥千軍萬馬，開始了他的歷時４年多的艱苦卓絕的統一戰爭生涯。 李世民從出關到攻下洛陽，共用了１０個月的時間，前８個月主要是圍攻王世充，後２個月主要是對付竇建德。由於李世民正確地判斷了軍事形勢，衡量了自己的軍事實力，毅然擴大了戰役範圍，終於一舉戰敗了王世充、竇建德兩隻勁旅，加速了統一關東地區的進程。通過這次戰役，充分顯示了李世民的機智果斷以及出色的軍事膽略和指揮藝術。 李世民統一全國的卓著功績，使他的威望日益增加，權力也逐漸擴大，政治地位和軍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長。他不但掌握著大量軍隊，還擔任尚書令的職務，位居宰相之職，這在唐王朝的上層統治集團中，特別是在李氏兄弟中間有著特殊的地位。除此之外，李世民還在晉陽起兵和統一全國的戰爭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條件，收羅了大批謀臣猛將，逐漸組成了一個以他為核心的政治集團。這個文武具備的政治集團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使李世民逐漸產生了覬覦帝位的野心。隨著統一戰爭的結束，李世民奪取皇位繼承權的圖謀變得更加強烈和迫切。 李世民顯赫的軍事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建成的嫉妒，同時也使他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為了維護自己的皇位繼承權，太子建成也大力收羅人馬，擴充自己的勢力，同時還把弟弟齊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東宮集團，倆人合謀對付李世民。統一戰爭結束之後，李世民與太子建成的爭權活動也逐漸由暗斗轉向明爭，最後終於導致了流血政變的發生。 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初四日，李世民在武將尉遲敬德、侯君集和謀臣長孫無忌、杜如晦、房玄齡等人的協助下，在宮城北門玄武門設下伏兵，乘太子建成和齊王元吉入朝無備，發動了政變，殺死了建成和元吉，取得了皇位繼承權。兩個月以後，李淵被迫退位，武德九年（６２６）八月，李世民即位，史稱唐太宗，成為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時年２９歲，次年正月，改年號為貞觀，從此李世民開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兩條政治保證：廣納人才，廣開言路 李世民即位以後，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穩定局勢，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的最高領導集團。他接受了尉遲敬德提出的“殺人太多，不利於天下安定”的建議，採取了寬大安撫和任用東宮屬僚的政策，緩和了政治集團內部的矛盾。 在穩定局勢的同時，李世民又著手整頓父親在位的宰相班底，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為核心的最高決策集團，建立了以溫彥博、王珪、魏徵、戴胄、侯君集等人所組成的宰相班底。在這個班子中，即有李世民的舊屬，也有原東宮集團的成員。這個班子匯集了當時最傑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現出明顯的朝氣和進取精神。通過領導層的改革，李世民不僅牢牢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為進一步勵精圖治、開創貞觀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礎。 貞觀初年的形勢，對剛剛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來說是不令人樂觀的。當時，統一戰爭剛結束不久，社會矛盾還沒有完全緩和，民心還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國各地的自然災害也不斷發生，社會經濟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這個國家，成為他所面臨的重要問題。 經歷了隋朝盛世、隋末動亂和滅亡的唐太宗，給他留下的最深的印像是隋朝的滅亡。在唐太宗看來，隋朝本是一個十分強盛富庶的統一帝國，僅是儲備的糧食就可供全國５０年之用。但隋煬帝繼位後不到１３年便分崩離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麼？他認為主要有３條：一是隋煬帝廣修宮室，到處巡幸；二是美女珍玩，爭求不已；三是東征西討，窮兵黷武。由於隋煬帝恃其富強，不顧後患，徭役無時，干戈不停，使老百姓無法生活，終於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國亡。而這一切都是唐太宗的親身經歷，因此他引以為戒，成為影響他制定統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對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和貞觀初年百廢待興、百亂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經過深深思考，決定以大治天下作為自己的施政方針。 治國方針確定以後，唐太宗首先抓了國家的政治建設，把任賢和納諫作為保證政治的兩條主要措施。 唐朝初年，承襲魏晉以來崇武輕儒的風氣，官吏大都由武將充任。這些人是有功之臣，但卻缺乏處理政務的能力。要實現天下大治，就必須選拔大批真正懂治政方法的人才，充實各級政權機構。因此，他把舉賢薦能，廣羅人才視為刻不容緩的事情，對那些推薦人才不積極的大臣，唐太宗則加以嚴厲批評。他自己也處處留心和訪求有才之士，一旦發現即破格重用提拔。 唐太宗雖然求賢若渴，但並不是濫選濫用，也有著嚴格的原則，即惟才是舉，任人唯賢。凡是有才之士，不計較資歷地位和親疏恩怨都能夠兼收並用，充分發揮他們的才能。玄武門政變後，東宮集團想謀害唐太宗的有數百人，但唐太宗不計較恩怨，把這些人引為自己的左右，量才加以重用。東宮集團的重要謀臣魏徵、王珪、韋挺等人，都是被唐太宗大膽重用而成為貞觀名臣的。對於自己的舊屬和親信，唐太宗也不濫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職。唐太宗有一句話，叫做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可以說是對他用人方針的生動概括。 唐太宗用人既注重才能，也十分重視德行。特別是地方官的選拔，唐太宗尤其重視德才兼備，認為這些人是親民之官，掌握著百姓的安樂。唐太宗下詔規定，縣令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薦，刺史則由自己親自選任。為做好選任刺史的工作，唐太宗把全國各州刺史的姓名寫在臥室內的屏風上，隨時記下他們的善惡事跡，以備升遷和賞罰。同時還規定，地方官每年年終要進京彙報一次工作，由吏部負責考評，依據政績來認定品級決定升降。 為了擴大選拔人才的渠道，唐太宗還沿用並且發展了隋朝的科舉制度，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人才。科舉分為常舉和制舉兩種。一般知識分子和官吏都可以參加考試，考中以後，原來是官吏的可以升遷，不是官吏的由吏部給予官職。 正是由於唐太宗採取了求賢納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因此在貞觀時期，羅致了大量的優秀人才。縱覽貞觀一代，可謂人才輩出，群賢薈萃。貞觀十七年（６４３）二月，唐太宗命圖畫家畫於淩煙閣的２４位功臣，就是最佼佼者。他們是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魏徵、尉遲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蕭珞、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瑾、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秦叔寶等。此外還有著名的文學之士姚思廉、陸得明、孔穎達、顏師古等；卓越的書法家和畫家歐陽詢、褚遂良、閻立德、閻立本等；傑出的少數民族將領阿史那吐樂、執失思力等。這些謀臣猛將、文人學士都在貞觀之治中貢獻了自己的才幹和智勇，成為唐太宗廣開才路得以收效的生動體現。 唐太宗還特別注意虛懷納諫。魏徵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告誡成為唐太宗虛懷納諫的重要指導思想。為了達到兼聽博采的目的，充分發揮各級官員的作用，唐太宗還從制度上做了許多改革。他詔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在中書省值班，以便自己隨時召見。軍國大事和五品以上官員的任免，都要先由宰相講座議決，然後由皇帝批准頒行。在一般政事的處理上，要求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官員要充分發揮互相檢查的作用。凡軍國大事，負責起草文告的中書舍人要各抒己見，詔旨寫成後，要經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再送交門下省審定，有不適合的地方都要據理力爭，不要茍且雷同，馬虎從事。這些措施避免了權臣專權和君主獨裁現象的發生，保證了各項政策法令制定的正確和恰當，為開創貞觀時期君主虛心納諫和臣下鯁議直言的一代新風創造了條件。 為了達到求諫的目的，唐太宗還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詔令宰相入閣商議軍國大事。必須讓諫官和史官列席；二是重賞敢於進諫的官吏。同時唐太宗還要求大臣從各個方面直言進諫，不要放過小事。由於唐太宗虛心納諫的開明作風，使朝廷中出現了一大批敢於直諫的大臣，貞觀前期著名的有魏徵、王珪、杜如晦、房玄齡等，後期著名的有馬周、劉泊、褚遂良等。這些人對當時的政治形勢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響，其中最傑出的當數魏徵。 魏徵原來是太子建成的重要謀士，玄武門之變後得到唐太宗的重用，先後被任命為諫議大夫、給事中、尚書右丞、秘書監等職，位列宰相。他前後共向唐太宗進諫了２００多件事，大多數都被唐太宗採納，對貞觀前期的政治起了重要的影響。魏徵為人正直，敢於直言，凡是正確的意見，不但要說，而且要堅持到底，即使唐太宗大發雷霆，魏徵也神色不移，毫不退縮。因此，唐太宗既喜歡他又害怕他。 唐太宗把魏徵看作最好的諫臣，魏徵也確實起了重要的監督作用。魏徵死後，太宗十分痛心，無限感慨地說：“用銅作鏡子，可以正衣冠；用歷史作鏡子，可以知道國家興衰的道理；用人做鏡子，可以看到自己的過錯。現在魏徵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鏡子。” “律、令、格、式”，完備實用的法規體系 為了創造一個良好安定的社會環境，為實現大治天下的治國方針提供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進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設，採取慎刑寬法和嚴格加強法制的措施。 為了明確賞罰的標準，唐太宗任命房玄齡、長孫無忌修改《武德律》，制定《貞觀律》。《貞觀律》的刑罰，比《隋律》減輕了一些，後來長孫無忌組織１９名法學家，專門為《唐律》作注，到永徽年間才完成，即《唐律疏議》。這是封建社會最完備的法典。五代以後各朝法律大都以此為本酌加增改。 此外，《貞觀律》又定令１５４６條。所謂令就是國家的制度和政令。同時還修改了武德九年的制敕，把３０００條精簡為７００條，稱為格。格就是文武百官的職責範圍，作為考核官員的依據。最後又定出尚書各部和諸書各部和諸師、監、十六衛的工作章程，稱為式。律、令、格、式的內容包羅萬象，從國家制度到社會經濟生活，以及民間的婚喪嫁娶等方面，都有詳細規定。凡是違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處理。 為了保證律、令、格、式的貫徹執行，唐太宗親自選拔了一批正直無私、斷獄公平的人擔任法官，並親自檢查法官對案件的處理情況。他一再告誡大臣們說：“死者不可復生，用法務在寬簡。”並將死刑的終審權收歸中央，以免出現冤案。同時，唐太宗還規定對死刑要３次上報中央，被批准後方可執行。
貞觀大治，清明廉儉的政風嘆為觀止
法律貫徹的好壞，關鍵在於皇帝的態度。貞觀時期，唐太宗不但能夠以身作則，遵守法律的約束，對自己的親屬和部署要求也非常嚴格，如有觸犯刑法者，嚴格依法處理，從不徇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則，執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積極的影響和作用，使貞觀初期逐漸形成了執法嚴肅，令行天下的好風氣。社會環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夠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貴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違法亂紀，欺壓百姓。由於法制嚴明，不但犯法的很少，被判死刑的也很少。 在進行政治和法制建設的同時，唐太宗又致力於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當時，由於長期戰爭的破壞和自然災害的影響，經濟破敗，民戶凋殘。面對這種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簡，節省開支；另一方面又積極地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使農民得以逐步恢復生產，重建家園。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簡，並以身作則。他繼位後，住的宮殿還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舊。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興土木，另建新的宮殿。但唐太宗為了節省開支，在貞觀初年一直不允許修作。唐太宗還嚴厲禁止厚葬，並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員和勳親貴族都要遵照執行。對於官員們的奢侈行為，唐太宗也嚴格禁止。貞觀初年，逐漸形成了一種崇尚節儉的風氣，出現了一批以節儉聞名的大臣。如戶部尚書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舊的房子裏，死後甚至連個祭祀的地方也沒有。一代名臣魏徵為官一世，家裏卻連個正堂屋都沒有。這種節儉風氣的盛行，對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簡的同時，唐太宗又積極地推行他的輕徭薄賦、增強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唐太宗還大力提倡興修水利，貞觀初期，關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繼修復，並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對防旱排澇，儘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重要作用。 貞觀初年，全國勞動力普遍缺乏，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詔規定：民間男２０歲、女１５歲結婚，以繁殖人口，並把婚姻和戶名的增加列為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一個標準。到貞觀二十三年（６４９），全國戶數增加到３８０萬戶，比唐高祖時代增加了１８０萬戶。 由於唐太宗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農業發展的積極措施，使社會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從貞觀三年（６２９）開始。全國連續大豐收，糧價由原來１匹絹換１鬥糧食，下跌到１匹絹換數十斗糧食。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以往成群結隊的流浪災民不見了，人民開始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到貞觀中期，迅速達到了昌盛階段，出現了牛馬遍野、豐衣足食、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昇平景象，成為被歷代所稱道的太平盛世。 可圈可點的外交戰略 貞觀時期，在國內政治經濟形勢迅速好轉，國力逐漸增強的條件下，唐太宗又開始了統一邊疆地區的戰爭，並且妥善地處理了與各民族之間的關係，為建立強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國奠定了基礎。 當時，東突厥是對唐朝威脅最大的一個東北少數民族勢力。唐朝初年，東突厥就支援東北的各派割據勢力，阻撓唐的統一，並經常南下騷擾，搶掠人口，破壞生產，甚至威脅唐都長安的安全。唐太宗剛即位時，東突厥首領頡利可汗認為唐太宗統治還不穩固，便親率２０萬騎兵進逼長安，並派大將執失思力進入長安，對唐太宗進行威脅和訛詐。唐太宗正確地分析了突厥入侵的目的，果斷下令扣押執失思力，並親自率領高士廉等６人騎馬來到渭水岸邊，與頡利隔水而立，指斥他的侵略行為。隨後，唐太宗命令唐軍迅速布陣。頡利見唐軍士氣正盛，軍容嚴整，又見唐太宗神態自若，輕騎獨出，認為唐軍早有準備，再加上使者被押，使頡利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計，不敢貿然率兵過河，只得與唐太宗在渭河橋上殺白馬祭天結盟，帶著唐太宗饋贈給他的金銀絹帛引兵退去。這次唐太宗憑藉著自己的機智和勇敢，沒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２０萬突厥大軍。此後，唐太宗一方面抓緊備戰，積蓄力量準備反攻；另一方面在外交上採取遠交近攻的方針，挾持頡利。貞觀二年（６２８），唐太宗派遣使者與曾經臣服於東突厥的強大勢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聯盟，造成了南北夾擊東突厥的有利形勢。同時，唐太宗又利用東突厥貴族的內部矛盾，拉攏和頡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突利的歸唐，為唐太宗提供了裏應外合的有利戰機。 貞觀三年（６２９）十一月，唐太宗任命李靖為統帥，統兵１０餘萬人，分兵４路進攻東突厥，連續擊潰東突厥騎兵。同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率部歸唐。在唐軍的沉重打擊下，頡利可汗偽裝求和。唐太宗將計就計，李靖率精騎１萬，展開突然襲擊，頡利可汗戰敗被俘，東突厥被滅。 唐朝統一了北部邊境，收回了陰山至大漠的廣大地區，解除了長期以來東突厥對中原地區的侵擾和威脅，使西北各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聯繫進一步加強。周圍各部落、部族的首領紛紛前來降服，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 北部邊境統一之後，唐太宗又相繼派兵收復了吐谷渾、高昌、焉耆、龜茲等地區，並在龜茲設立了安息都護府，重新恢復對西域地區的統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邊境重新得到了鞏固和擴大，也使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重新得到了暢通，加強了中原地區與西域和中亞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 民族宗教文化政策中的大國風範 唐太宗推行開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間的關係。不管是對被征服還是主動歸附的少數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強行改變他們原來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並且任命他們原來的首領擔任各級官員，管理本地區或本部人民，同時還送給他們農具耕牛等物品，幫助他們發展農牧生產。此外，唐太宗還通過和親政策，加強少數民族同唐朝的聯繫和團結。影響最為深遠的當推唐朝與吐蕃的和親。 吐蕃是現在藏族人的祖先，居住在藏族高原。其首領松讚幹布是和唐太宗同時代的傑出人物，同時也是吐蕃奴隸制王朝的創始者。松讚幹布仰慕唐太宗的英名和大唐先進的經濟文化，貞觀十四年（６４０）遣使求婚。唐太宗將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給松讚幹布。文成公主進入吐蕃後，漢族人民的農耕、紡織、建築、造紙、制筆、釀酒、冶金以及農具製造等技術先後在吐蕃傳播開來，對吐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加強了吐蕃與唐朝的聯繫。 貞觀時期，由於邊境地區的統一和安定，大大促進了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對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生產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唐朝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越來越頻繁。亞洲、非洲地區許多國家的使者、商賈、學者、藝術家、僧侶等，不斷來唐朝訪問。京都長安不僅是國內各民族的大都會，也成了世界性的大都會。唐太宗對中外交往採取了積極友好的態度，專門設立鴻臚寺接待各國使者，建立商館以招待外商。那時和唐朝交往的國家達到７０多個。大批外商人從陸路或海路來到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許他們長期居住，還可以和中國人通婚。通過廣泛的交流，許多植物品種如胡椒、菠菜、鬱金香、天竺幹姜等相繼從波斯（今伊朗）和印度傳入中國。此外，佛教經典也大量傳到中國，並被譯成漢文。景教、回教、摩尼教也在貞觀時期傳入中國。由於唐太宗對外來文化採取了兼收的方針，這些宗教得以在中國傳播。 貞觀時期，高度先進的封建文化，也對亞洲各國乃至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紙張等商品大量銷往波斯等亞洲國家，又通過他們銷往西方。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就是在貞觀時期傳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過阿拉伯傳到歐洲和非洲，對西方文化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漢文化對北韓、日本的影響更大。貞觀五年（６３１），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中國來學習。以後各種遣唐使和留學僧人不斷到來，人數也越來越多。貞觀十九年（６４５），日本開始了廢除氏族制度的“大化改革”。在這場變革中，他們吸收了唐代的均田制、租庸調製、官制、府兵制以及刑律等等，建立起了完備的國家機構和制度，大大促進了日本的封建化進程。貞觀時期，強盛的唐王朝在當時的國際上獲得了很高的聲望。中國使者、僧侶和商人的足跡，遍佈亞洲各國。“唐家子”就是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統稱。直至今天，西方國家的語言中，還留有以“唐人”稱呼中國人的習慣。 唐太宗共在位２３年，他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國方針，勵精圖治，銳意進取，使唐王朝迅速地達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會安定，生產恢復，人民安居樂業，國力日益強盛。並且造成了皇帝兼聽納諫，廣任賢良；大臣敢於發表和堅持自己的意見，上下一致，力求致治這樣一種封建社會少有的政治風氣，開創了被譽為貞觀之治的中國封建社會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唐太宗也因此為中國封建帝王中最為傑出的代表人物。 兩個女人的歷史功績 作為皇帝，唐太宗宮闈生活和歷代封建帝王是一樣的，廣佔眾媛，妻妾成群，皇后雖然只有一個，妃嬪則為數眾多。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唐太宗還曾多次進行挑選美女和才女的活動，也稱得上是一個好色之君。 在眾多的后妃當中，能夠以自己的賢德對唐太宗的政治生活產生影響的，主要有兩個，貞觀前期是皇后長孫氏，貞觀後期主要是妃子徐惠。長孫皇后出身於世代顯赫的貴族世家，自幼受到過良好的教育，知書善文，聰明賢淑，是一個有見解、識大體、寬厚仁慈的女性。她以自己的賢德和才幹影響了唐太宗的家庭生活和政治行為，為開創貞觀之治的大好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長孫皇后最突出的政治見解是防範外戚專權。她的哥哥長孫無忌是唐太宗的佐命元勳。唐太宗對他信任備至，委以宰相之職。對此，長孫皇后一再以漢朝諸呂與霍氏等外戚專權亂政的歷史事實提醒唐太宗，要求降低長孫無忌的官位。她還讓哥哥親自向唐太宗要求降職，一直到臨終前，長孫皇后還告誡唐太宗注意防止出現外戚專權的現象。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后妃得寵時，依憑裙帶之風加重本家族父兄的權勢是不乏其例的，而長孫皇后則力避裙帶之嫌，把外戚專權亂政導致身敗名裂的歷史教訓作為切骨之誡，是不失為遠見卓識的。貞觀之治沒有出現外戚干政的局面，與長孫皇后有著很重要的關係。 長孫皇后的政治見解和才幹，對唐太宗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長孫皇后在世時，唐太宗經常與她討論國家大事，聽取她對一些大問題的意見。貞觀初年，唐太宗能夠虛懷納諫，與長孫皇后的協助是分不開的。每當唐太宗任情使性不能虛心聽諫時，長孫皇后便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規勸，使唐太宗能夠繼續保持虛懷納諫的好作風。由於長孫皇后知書善文，熟讀經史，因此她也常常引用一些歷史典故來對唐太宗進行勸諫。 在唐太宗的晚年，對他影響較大的是賢妃徐惠。徐惠是當時著名的才女，聰名絕頂，博覽群書，還未成年就有了很大的名氣。徐惠入宮以後，雖然位列妃嬪，但對國家大事也是十分關心，經常和唐太宗談論國家大事，議論朝政，並提出自己的一些見解和看法。唐太宗喜歡她知書善文，縱論古今的才華，把她看作是長孫皇后一樣的人物，對她的見解也頗多接受。貞觀後期，由於唐太宗頻繁的發動戰爭，徭役和兵役的徵發空前嚴重，造成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因此在貞觀二十二年（６４８），徐惠向唐太宗上疏進行勸諫，這篇上疏結構嚴謹，聲情並茂，論據充實，真切感人，深受唐太宗的讚賞。 文武全才千古一帝
唐太宗不僅是一位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而且還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君主。他精於弓馬，擅長詩書，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皇帝。
唐太宗以馬上取天下，在武力統一中原和邊疆的過程中，多得力於騎射戰術，因此對弓馬特別精通。從晉陽起兵到登基做皇帝，他的生涯幾乎是和弓馬伴在一起的，他所用的弓箭，比平常人用的要大一倍，命中率高，威力大。他在指揮戰爭期間，每每乘駿馬持大弓，衝鋒陷陣。後來登基做了皇帝，他的嫺熟的騎射技術仍然不減當年。唐太宗嗜好弓馬，特別是對駿馬的嗜好以至成癖。昭陵六駿雕刻，既是唐初雕刻藝術的高度成就，也是唐太宗嗜馬成癖與他馳譽戰場的真實寫照。 唐太宗的軍事才華和指揮才能被後世極為欽佩和推崇。清朝馮夢龍著《智囊》一書有關兵智部分有如下注述：“以弱當強，就是以少數兵力佯攻敵諸路大軍。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絕對優勢兵力，以五、六倍於敵一路兵力，四麵包圍，聚而殲之。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樣先守不攻，讓敵人進攻，不準士兵談進攻的事，談論者死。待敵人屢次硬攻不克，士兵氣憤已極，才下令反攻，攻即勝。這樣一可以練兵，二可以練民。 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兼備，統軍馭將，注重政治與軍事並用，分化瓦解敵人，寬待降將，以德服人，使為己用；對少數民族將領，能竭誠相待，委以重任；對強敵來攻，常深溝高壘；閉營精銳，待其糧盡兵疲，伺機擊破；對堅城防守之敵，則長期圍困，阻援斷糧，乘勢迫降；對潰逃之敵，則窮追猛擊，必求各殲；遇戰局突變，臨機果斷，處置得宜。他身先士卒，衝鋒陷陣，體恤部眾，甚得軍心。 唐太宗還擅長詩文和書法。他一生寫了不少詩文，後來被清朝人編入《全唐文》和《全唐詩》中的就有文７卷、賦５篇、詩１卷６９首。唐太宗的文章主要是政論、史論、詔勒之類，其中《帝範前後序》、《金鏡》等是他的代表作品。唐太宗的這些文章大多是用駢馬文體寫成，注重辭藻和排列講求對偶與用典，在形式上還有擺脫大朝以來的綺麗文風。但是，由於唐太宗是一代開國之君，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艱難的統治歷程，所以他的文章政治色彩比較濃厚，開創了富有時代特色的貞觀之風。由於唐太宗的倡導與實踐，使貞觀文壇出現了一派興盛的局面。 唐太宗雖然愛好和擅長詩文，但卻不重文名。他說：“君主要以德政治天下，只靠文章是沒有用的。”在貞觀時期，唐太宗一直沒有答應刊刻自己的詩文集。 唐太宗的書法主要是師法於晉代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書法。他最為擅長的是飛白書法，功力很深，曾書飛白字賞賜群臣，成為大家爭奪的目標。唐太宗還十分重視對技法的鑽研，並且寫了《筆法論》、《指法論》、《筆意論》等文章，從初學到深造的角度對書法作了精闢的分析。由於唐太宗對王羲之書法的推崇，因而在貞觀時期出現了一場書法革新運動，統一了南北朝以來南師王帖、北宗魏碑的自立門戶的局面，使王書成為全國書體的正宗。 貞觀後期的兩件壞事 在貞觀省事的成功面前，唐太宗自認為在武功、文治和懷遠三方面都超過了古人，驕傲和自滿情緒開始滋長起來，思想和行為逐漸發生了變化，以“隋亡為戒”的歷史教訓逐漸被淡忘了，封建帝王的貪慾和專制本能越來越多地在他身上體現出來。 貞觀中後期，宮殿的營造逐漸多起來，追求奢侈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老百姓的徭役負擔不斷加重，服役的農民道路相繼。 在大臣的任用上，唐太宗也不像貞觀初期那樣惟才是舉，以德行學識為先了。許多勳親子弟充塞於朝廷。在兼聽納諫方面也不如從前，變得漸惡直言，不悅人諫，有時雖然勉強聽諫，內心裏也不願意接受。在貞觀中後期，唐太宗與大臣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開始疑忌大臣特別是貞觀後期，這種疑忌心理越來越嚴重，對大臣動輒問罪，輕則貶黜，重則殺戮，甚至連尉遲敬德、房玄齡這樣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倖免。在貞觀後期，唐太宗還做了兩件很壞的事。一是看起居注，中國古代的史官，在朝廷中一向有著特殊的地位，秉公執筆，如實記載，不虛美，不隱惡，是史官的神聖原則，皇帝無權干涉。因此，歷來帝王都不過目史官記載的起居注，以保證史官無所顧忌地執行自己的職責。這是長期以來形成的良好習慣和傳統。由於唐太宗開了惡劣的先例，此後唐代帝王紛紛傚法，使長期以來形成的良好制度遭到破壞。 二是連續發動了兩次討伐高麗的戰爭，這兩次戰爭最後不但以失敗告終，還導致了國內階級矛盾的激化。 隋煬帝三伐高麗，直接導致了隋朝的滅亡。唐朝建立後，大唐與高麗互相釋放前朝交戰時的俘虜和流民，各有數萬，雙方保持友好往來。北韓半島，當時有高麗、新羅、百濟三國，互相不時攻伐。唐太宗前期與三國都保持友好關係，不輕易介入北韓內戰，只是派出使者調解，表現了謹慎的態度。貞觀十七年（６４３），新羅使者上書云百濟與高麗聯合侵擾新羅，要求唐太宗派兵干預。唐太宗認為征伐高麗時機已到，趁機下詔親徵，聲稱有五必勝。一曰：“以大擊小”，可必勝；二曰：“以順討逆”，可必勝；三曰“發治乘亂”，可必勝；四曰：“以逸敵勞”，可必勝；五曰“以悅當怨”，可必勝。唐太宗認為：“區區高麗，何憂不克！”他步了隋煬帝的後塵，走上窮兵黷武的道路。 唐太宗三伐高麗，執迷不悟，這是他拒諫而剛愎自用的一個顯例。驕狂遮掩了他的視線，也阻塞了他的聖聰，他看不清形勢，也聽不進勸諫。試問，北韓內戰，與唐不相干，有何“順”可言？唐軍爬山涉海遠征，有何“逸”之可待？當時魏徵已死，房玄齡就直諫，指出師出無名，難以取勝，即便取勝，是“所得者小，所失者大”。但這時的唐太宗聽不進去，在貞觀十九年（６４５）、二十一年（６４７）、二十二年（６４８），連年興師動眾，討伐高麗，結果損兵折將而歸。唐太宗下令在江南造船，還要大舉興兵。貞觀二十三年（６４９），戰船還未造完，唐太宗就與世長辭了。 當然，唐太宗並沒有墮落成為一個昏庸的君主，在某些方面還能夠保持貞觀前期的良好作風，並且能夠對自己一生的功業進行冷靜的回顧和總結。
“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的失策
李世民是唐初一代英主，具有“洞察秋毫，審時度勢”的超凡能力，但他“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在立皇儲的問題出現了失誤。李治、李恪都是李世民的兒子，他們的優缺點、長短處，李世民都是清楚的。李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地親望高，中外所向。”李世民很喜歡文武雙全“英果類我”的李恪，並有意識的加以培養、教導，封為遠地藩王，讓其歷練成長。李世民常常對左右說：“吾於恪不欲常見之？但今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歲後，庶兄弟無危亡憂。”可見他的期望之高。李治為人軟弱，缺乏主見，少雄主才略，恐難看重任。這一點，唐太宗看得清楚，於是打算廢李治立李恪為太子，將來繼承皇位。但因李治的舅舅長孫無忌為其外甥爭位，只好放棄了改立計劃，仍以李治為太子，殊不知留下後患。 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則天為皇后。李治不理朝政，導致武則天專權，宮中並稱“二聖”。李治死後，武則天又連廢中宗、睿宗兩個皇帝，自稱“聖神皇帝”，還改唐國號為周。造成這種局面的禍根，當在“朽物”李治。當初如若立李恪為太子，就不會有李治稱帝，則天亂唐。 唐太宗雖為一代英主，但在晚年，由於疾病纏身，久治不愈產生了乞求長生不老的迷信思想，迷戀上了方士煉製的金石丹藥。貞觀二十三年（６４９）五月，唐太宗因金石丹藥服用過多，中毒暴亡，享年５２歲。 《新唐書·太宗紀》論讚評論唐太宗的得失，認為太宗“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又漢以來未之有也”。這個評價讚揚太宗的英明與業績，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唐太宗比肩湯武成康與漢高文景，兼創業與治世二者之長，當之無愧。同時也批評太宗“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唐太宗後期多昏聵之行，若不是早逝，必定陷於暴虐。一個百戰百勝的統帥，一個建立了赫赫戰功的開國天子，卻嬖於多愛，佞佛，晚年困於小夷，又表現了庸主之行，這其中的道理留給人們無盡的長思。 但是“瑕不掩瑜”，唐太宗李世民畢竟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很有影響的人物。李世民生活的時代，正是從隋末大亂到唐初大治的歷史轉變時期，時代的需要，造就了這位傑出的封建地主階級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使他成為中國封建帝王中少有的一代名主賢君。他是“貞觀之治”盛世的開創者。他奠定了大唐帝國２９０餘年基業的基礎，當時的大唐王朝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西方恐其強盛。因為當時西方還沒有建立直到如今也沒有建立一個向唐朝那樣地域寬廣，幅員遼闊，以單一民族為主體的國家。唐朝的繁盛不僅表現在它的國土面積上，而且有它的強大軍事力量、繁榮的文學藝術和代表當時最高水準的科學文化，當時的唐王朝出現了萬國來朝的昇平局面。而李世民是這一局面的開創者。 | 
